“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太史公此言，道尽中国历史王朝更迭之本质：旧秩序崩解之际，各方力量依凭实力与道义竞逐天命，最终胜出者承续文明正统，开创新章。这一深邃史观，恰如一柄钥匙，足以解开“满清非中国论”的谬误枷锁，更可厘清清兵入关与近代列强侵华的本质分野。清朝之兴，非“外来征服”，实为典型的中国式王朝循环中，一个高度汉化的边疆军政集团自边缘入主中央、并再造“大一统”的宏大叙事；而日本侵华，则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异质文明对中国主权与生存权的毁灭性侵犯。二者形似而神殊，不可不辨。
一、起于青萍之末：努尔哈赤的明朝臣属身份与后金政权的内生性
清朝之基业，始于努尔哈赤。其身份绝非天外飞来的“异族酋长”，而是深深嵌入明朝边疆军政体系之内。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其势力初兴，实赖明朝辽东守将（如李成梁）之扶持，用以制衡其他女真部落，行“以夷制夷”之策。明朝对其酬功授职，步步擢升：
· 万历十七年（1589年），封为 “都督佥事”（《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五）。
·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晋封 “龙虎将军”。此为明代武官散阶正二品，系授予女真首领的最高荣衔，足见明廷对其地位之正式承认。
努尔哈赤长期持明朝敕书，行朝贡贸易，自称“忠顺看边”，在官方文书中对明称“奴婢”。其最初的权力合法性，完全来源于明朝的官职授予与边疆授权体系。即使在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汗建立后金之后，其政权的组织形式、文书制度，仍大量模仿明朝。由此可见，清朝前身的崛起，本质是 明朝边疆军事首领的割据与自立，其轨迹类似于东汉末年的州牧坐大、或唐代的藩镇割据，是帝国体系内部权力失序的产物，与完全外部势力的侵入有根本不同。
二、承续天命之统：清朝对中华政治文化范式的全面继承与发展
清朝取代明朝，绝非文明的中断，而是典型的“革故鼎新”。入关前后，清政权有意识地、系统地承接并强化了中华帝国的正统叙事与治理范式。
1. 政治法统的宣示与构建：清廷入主中原，自始便以“代明平贼”自居。顺治帝宣称“延揽英雄，削平群丑，救民水火”。康熙帝更定调：“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翦灭闯寇，入承大统”。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雄辩阐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中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此系列论述，将清朝无缝接入自尧舜至明的中国正统王朝谱系。
2. 制度与文化的全面承袭与深化：
· 政治制度：全盘沿袭明朝中枢机构（内阁、六部、都察院）、地方行政体系及科举取士制度，并加以完善（如奏折制度、军机处），《大清律》亦以《大明律》为蓝本。
· 意识形态：尊孔崇儒，康熙帝祭拜明孝陵，编纂《明史》；乾隆帝编修《四库全书》，系统整理中华典籍，自视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与集大成者。
· 疆域治理：超越明朝的间接羁縻，通过盟旗、改土归流、设立驻藏大臣与伊犁将军等制度，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前所未有地紧密整合于中央政权直接管辖之下，实质上构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并促进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融，为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奠定了历史基础。
这一过程，完全契合“逐鹿”成功后“定鼎中原”、“改正朔，易服色”以确立新朝正统的中国历史逻辑。清朝的统治，是中华文明在制度、疆域与文化认同上的一次扩展与深化。
三、泾渭之水殊源：清代明与日本侵华的本质区别
将清朝取代明朝与日本侵华战争相提并论，是混淆了历史范畴的根本性错误。二者在起点、性质、目标与结果上，判若云泥。
核心维度 清朝取代明朝（17世纪） 日本侵华战争（20世纪）
起点与身份 内部权力更迭：始于明朝体制内的边疆军政首领（努尔哈赤为明将）割据自立，属帝国内部矛盾激化与秩序重组。 外部主权侵略：始于完全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日本帝国）对中国发动的蓄意武装入侵，违反国际法，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政治目标 改朝换代，统治中国：旨在推翻明朝，建立新的中央王朝，继承并发展中华法统与文化，成为“中国”的新代表。 灭亡中国，殖民奴役：旨在彻底摧毁中国主权与民族独立，建立傀儡政权（如伪满洲国、汪伪政府），进行资源掠夺与种族压迫，将中国纳入其殖民体系。
文化政策 认同、融入并主导中华文化：主动学习、采用并推崇儒家思想、汉字体系、史书编纂，统治者自身高度汉化，以中华文明正统自居。 毁灭、取代中华文化：推行日语教育，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消灭中华民族意识，实行文化灭绝与同化政策，视中华文化为低等。
历史结果与认同 完全融入中华民族：清朝统治阶层及满族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历史被中国正史（《清史稿》）承认为中国王朝序列之一，其政治遗产为现代中国所继承。 被彻底击败与历史审判：日本战败投降，其侵略行径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战争罪行，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不具有任何合法性。
结论：鹿在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历史连续性的真义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纵观中国历史，这头象征天命与秩序的“鹿”，其归属的评判标准，从来不是角逐者的血缘与地缘出身，而是其能否“保民而王”，能否继承与发展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范式，能否实现天下的安定与繁荣。清朝正是这场跨越数个世纪的历史长跑中，一位出身边疆、却深谙中原游戏规则的杰出选手。它并非中断了赛跑，而是接过了明朝递来的接力棒，并以自己的方式，将跑道拓展得更宽广、更坚实。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风雨而绵延不绝，正因其内核中蕴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精神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智慧。清朝的历程，正是这种精神与智慧的体现：它源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军事变动，最终也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而日本侵华，则是近代民族国家竞争背景下，一个外部帝国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野蛮征服，其目的是打断乃至灭绝这一文明的自主发展。
混淆这两者，既是对中国复杂而有机的历史形成过程的粗暴割裂，也是对近代中国所遭受的、旨在亡国灭种的深重外患之独特残酷性的漠视。唯有清晰辨明“内部王朝更迭”与“外部侵略战争”的本质区别，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文明共同体与政治实体的韧性所在，也才能更深刻地缅怀那些为抵御真正的外来侵略而牺牲的英灵。历史的“鹿”，始终奔跑在中华这片古老而常新的土地上，其血脉，从未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