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國家在當前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可以給市場一些更明顯的積極訊號，推動居民和企業預期進一步改善，從而實現經濟增速和結構轉型雙重目標都能有更好結果。
2017年中共召開十九大時，對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建國一百周年）奮鬥目標作出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2020年中央在制定《「十四五」和2035年遠景目標建議》時，亦明確提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這兩個宏觀戰略安排和目標，對已經基本收官的「十四五」以及未來10年（「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重要指導意義。
那麼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長應該保持何種增速才比較合理？按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翻一番的目標計算，2020年中國GDP為101.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2035年需達到約203萬億元（2020年不變價）。
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秀日前在2025/26年度中國經濟年會上表示，2025年中國GDP預計達到140萬億元左右。
粗略推算，今年按2020年不變價計算的GDP大概在134萬億元左右，所以未來10如保持年均4.25%的增長，即可在不考慮價格變化等因素下實現經濟總量翻一番的目標。
若是計算人均收入，在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關於《「十五五」建議》的解讀中有所分析。按照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變價）的遠景目標倒算，考慮總人口預計到2035年將年均減少0.2%左右，「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GDP需要年均增長4.17%。
這個增速在現時的中國經濟條件下，也不難實現。
目前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期，經濟增長不再像過往那樣依賴地產驅動，而是通過培育「新質生產力」，以創新驅動增長。這個過程中，經濟增速不可避免地遇到壓力，但基於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增長潛力，2035年的遠景經濟目標依然是可以實現的。
其實就未來10年的經濟增速而言，無論是4.25%還是4.17%，都不是太高，惟對於處在追趕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來說，應該還可以追求更高一些的經濟增長速度。
實際上，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和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這兩個目標，是需要同時兼顧的。一是為了避免經濟轉型中出現增長失速的情況，二是如果經濟增長速度偏低，會給居民、企業和地方財政造成比較大的壓力。
在居民端，今年前11個月，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2%，整體處於合理區間，可是年輕人的就業壓力仍然比較大。
在企業端，這幾年經常提及「反內捲」一詞，價格戰充斥電子產品、汽車、外賣等多個行業。
背後一大原因，是居民整體收入增速偏慢，故而對商品價格十分敏感，令企業被迫採用價格戰的方式來促銷。因此，「內捲」實際上不僅是企業決策的問題，而且與需求側的消費者有很大關聯。
另外，地方財政近年壓力也比較大，這與整體經濟增速放緩有很大關係。
因為經濟結構轉型，地方政府的傳統收入下降，有些地方政府試圖通過提高收費、增加罰沒款、倒查稅收等手段來改善財政收入，其實對長遠營商環境並不利，會影響企業在區域發展的信心和意願。
從這個角度看，維持經濟增速在合適水平，保持相對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是有好處的。上周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明確指出「我國經濟發展中老問題、新挑戰仍然不少，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加深，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
同時，會議還為2026年的宏觀經濟政策確定方向，部署8個重點任務。其中，與中國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有3個特別值得關注的方面。
扶持基層中產擴大內需
第一是與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樣，擴大國內需求被擺在首要位置。擴大內需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提振消費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去年在提振消費方面用的手段主要依靠「兩新政策」（即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為企業和居民以舊換新提供資金補貼。「兩新政策」雖然在短期促進了消費，但背後也有潛在問題。那就是它促進的實際上是一種提前消費，等於是居民和企業在今年提前消費了本應明年或者後年購買的東西。
從國家統計局12月公布的國民經濟數據看，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僅有1.3%，按月下降0.42%；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表現也不佳，1月至11月按年下滑2.6%，包括被列入以舊換新清單的商品，很多在前期雖有快速增長，愈往後增速卻開始下滑了，難以長期保持。所以，「兩新政策」只有短期刺激效果，並不是長期擴大內需的方法。
因此，在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擴大內需的部分中，特別提出要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只有真正提高收入，才能夠在長期促進整體內需的擴大。縱使沒有具體說明怎麼實施這個增收計劃，其實增收計劃的對象主要是佔中國人口比重最大的兩個階層。
一是針對相對低收入的群體。因為這部分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他們收入增長對消費的邊際刺激較大，收入提升後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更加明顯。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多位中央政府的經濟智囊都有提出，將國有資產轉撥一部分到社保基金或農村低保，用以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二是針對中產階級群體。中產階級是全社會消費的中流砥柱，改善其預期收入和財富有利於支持整體內需擴大。由於中產階級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是資產收入，雖然從整體經濟來說要脫虛向實，但穩定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依然非常重要。過去幾年，中國房地產資產價格下行比較快，股市指數也未有明顯提升，使得不少中產階級的財富縮水，也影響了他們的消費預期。未來如何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推動資本市場更好發展，令中產階級資產穩中有升，從而有更強的消費動力，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第二個重要表述是在財政政策上延續了去年「更加積極」的措詞。中國稅收模式是由中央和地方分享稅收，儘管二者整體稅收收入相差不算大，然而中央收取的稅收會以轉移支付的形式返還給地方。
因此，在財政支出中，地方扮演着重要角色，儘管中央本級財政支出在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僅佔七分之一左右，惟對地方政府來說，由於過往利用城投公司以加槓桿的方式在城市發展和基建上透支過多，累積了大量地方債務，在財政端難以有效發力。
中央為了支持地方政府化解高風險債務，推出了新增專項債，用債務置換模式將部分高利率債務轉為低利率債。今年財政支出中，有一部分財政資金雖然計入了廣義財政支出，卻不會發揮直接提振總需求的作用，這部分資金主要就是新增專項債中用於化解地方債務的資金。
積極財策須傳導至地方
由於中央政府在積極發放專項債，且將赤字率提高至4%，感覺上中央政府實施的是積極財政政策。不過，地方政府有化債的壓力，新增投資其實受到許多限制。
根據國家的要求，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等多個債務高風險的省級行政區，須嚴格控制在交通、市政、產業園區、新型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新建政府投資項目，除基本民生工程（如供水、供暖、供電）外，原則上不得開新項目。
故此，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主要在化債，實際上在收縮資產負債表，中央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多是幫助地方化債，沒有形成增加新投資需求的有效投資。這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問題，如何把中央一級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效傳導到地方，把地方政府的新老債務進行合理區別對待，令地方政府敢於做新投資。否則，感覺中央的財政政策是積極的，一落實到地方卻變成緊縮型財政政策，難以形成新的有效投資。
另外一個重點是要活化國有資產。地方政府其實擁有非常大量國有資產，未來可以考慮用資產證券化的方法，將一些存量資產變為現金流，幫助地方政府解決財政困難，形成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
提振整體社會融資需求
第三個重要表述是關於貨幣政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靈活高效運用降準減息等多種政策工具」。
從公開數據看，今年中國新增的融資總需求表現一般。在居民端，11月中國居民部門新增貸款為-2063億元，這是2007年有該項統計以來，11月份居民部門新增貸款第一次出現負數。簡單來說，這意味着居民端上月不僅沒從金融機構新增借錢，反而淨還了2063億元的貸款。
在社會融資總額增量結構中，政府債券佔比顯著高於企業債，如果去掉政府債券新增融資的部分，整體社會經濟對融資的需求下滑趨勢明顯，可以看出企業端的中長期融資需求恢復乏力。11月M2與M1的增速差，在M1、M2增速降低的情況下也有所上升，其原因是資金從企業活期向定期回流，反映出實體經營需求偏弱、流動性缺乏主動擴張需求的局面。
雖然官方提出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當中更多是通過降準減息在利率政策上進行寬鬆，然而，從適度寬鬆的利率政策傳導到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還是有一段距離。
未來要促進信貸回升，還是要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和有效提高收入的辦法，幫助居民和企業的預期改善，藉此提升信貸，實現貸款的乘數效應。
另外，隨着美國明年下調利率，特別是5月份聯儲局主席易主之後，利率下調幅度可能擴大，將為中國實施更多靈活的減息降準政策提供更大空間。
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外部環境雖然嚴峻，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仍沒有改變。國家在當前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可以給市場一些更明顯的積極訊號，推動居民和企業預期進一步改善，從而實現經濟增速和結構轉型雙重目標都能有更好結果。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